1927年大革命受挫后，蒋介石与各地军阀联手，多次对中央红军展开大规模"围剿"行动。

1933年四五月间，蒋介石纠集各路反动武装，调集大批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3年5月8日，草台岗战役落幕，中央红军成功完成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不甘失败的蒋介石亲赴江西崇仁县督战，企图集中兵力歼灭红军主力，并妄图抓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

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他这次亲自出巡反而给了红军一个绝佳的机会。在红军第四次成功击退“围剿”后，我们几乎就抓住了蒋介石！

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卓越的情报工作。根据现有资料显示，在1927年到1934年7月这段时间里，军委二局成功破解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密码，数量达到100多本，甚至有说法称这一数字高达400本。

中央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是如何构建起一个严密高效的情报网络的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试图夺取革命成果。不久之后，汪精卫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1927年，中共在上海的机构和党政机关遭到反动派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为躲避追捕，在礼查饭店藏身月余，最终于5月秘密撤离上海，转赴武汉汉口。

在武汉工作期间，周恩来逐渐意识到情报和安保工作的关键作用。他亲自承担起中央机关的保卫任务，深刻体会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1927年10月到11月间，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中央组织结构的决议》，正式组建了中央特科。

周恩来担任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顾顺章则是他的副手。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部门。然而，顾顺章后来背叛了革命，关键时刻，陈赓同志被紧急调派至中央特科，协助周恩来开展情报工作。

在这一阶段，中央特科取得了显著成就。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被誉为“龙潭三杰”，他们成功潜入国民党内部，持续为党中央输送了大量关键情报。

周恩来曾指出，地下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1930年，随着红军正规部队的逐步建立，其战术策略也从游击战转向了运动战，为即将展开的反"围剿"战役做好了充分准备。

1930年8月，中央军委在参谋部新增了两个部门——谍报科和交通科，专门负责获取和传递国民党军的各类情报。

1931年年初，中共在江西宁都小布镇组建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此同时，苏区中央局军委也宣告成立。原有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撤销，其职能由新成立的军委机关接管。这一调整旨在强化苏区红军的情报工作。

1931年5月，为提升情报传递效率，党中央决定将无线电队升级为无线电大队。随后在同年9月，该大队进一步扩充为无线电总队，主要承担侦听和监收任务。这一调整旨在确保信息能够迅速且安全地送达中央，增强了我党在情报战中的能力。

让我们先来聊聊国民党反动派在情报传递和收集方面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在不少红色题材的谍战剧中，敌方总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我方核心情报，进而制定针对性策略，导致许多革命同志被捕甚至牺牲。

敌方核心成员的心理防线异常坚固，他们在关键职位上表现得极为冷静和谨慎。即便面临绝境，主角也难觅胜机，直到战局终了，胜利的天平才可能倾斜。

然而，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国民党军队在无线电通信方面普遍缺乏保密意识。

起初，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无线电通讯中实施了加密手段，但由于内部派系众多、组织架构复杂，尽管制定了统一的电台密码规范，各派系之间出于相互戒备的心理，实际很难真正落实统一的密码管理制度。

由于纪律松散，管理无序，从领导到一线通信员都缺乏警惕性，常常在电报往来中直接用明语进行呼叫。

“明码呼叫”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它指的是在通信过程中，信息以未经加密的明文形式进行传输。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内容直接可见，不需要额外的解码步骤，因此操作简便，易于理解。不过，也正是因为信息是公开传递的，明码呼叫在安全性上存在一定的风险，容易被第三方截获或窃听。所以，在需要保密或涉及敏感信息的场景下，通常会选择加密通信来确保数据的安全。

上学时我们都学过摩尔斯电码，这种密码系统其实挺简单的。它通过点和划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解读的时候只需要按照预先约定好的对应关系逐个比对就行了。

然而，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密码系统相当混乱，导致双方在通讯时毫无保密性可言，所有信息都直接通过无线电波公开传输。

通过这种方式，红军能够迅速破译敌军的详细通讯内容。此外，在前四次“围剿”行动中，我军还缴获了国民党军的多部电台，并俘虏了部分通信人员。特别是在宁都起义之后，原属国民党第26路军的一批人员携带着电台投奔了红军，这进一步增强了红军的通讯能力。

于是，红军的军委二局迅速摸清了国民党军的编码套路，接连破解了敌方的密电。

国民党军很快发现通讯被截获，便开始频繁更换密码本，试图通过增加加密复杂度来确保信息安全。然而，无论他们如何调整加密方式，始终无法逃脱被红军破解的结局。

在1927年到1934年7月这段时间里，邹毕兆、曹祥仁和曾希圣等人带领军委二局，成功破解了国民党军使用的100多种密码。他们的努力为当时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

1936年10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成功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军委二局在汇总各情报部门的工作成果时，惊讶地发现，红军在长征期间成功破解了超过860种国民党军的各类密码。这一数字不仅展示了红军情报工作的卓越能力，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

你想想看，红军不仅搞到了100本密码本，还破解了800多种密码，这下国民党军的电台通讯在红军面前就跟透明似的。只要他们一联络地方部队，红军立马就能掌握所有动向，国民党军那点小秘密根本藏不住。

有趣的是，国民党军队为了对中央红军展开大规模“围剿”，不得不频繁调动重兵，结果他们的无线电通讯几乎无所不谈。

从宏观的战略部署，如部队调动、兵力部署和火力安排，到微观的细节，包括后勤支援和基层军官的调整，各级指挥部门都保持高度透明。这种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了中央红军能够及时获取各类情报，经过筛选后，有效识别并规避潜在威胁。

在解放战争期间，申健、陈忠经和熊向晖这三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后龙潭三杰”的情报人员，迅速向解放军传递了胡宗南计划进攻延安的关键情报。他们的及时行动为解放军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展现了卓越的谍报能力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忠诚。

俗话说，摸清对手底细，打仗才不吃亏。咱们党之所以能赢，关键就在于随时掌握敌人的一举一动，搞到重要情报。

这充分表明，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解放军时期，情报工作都表现得极为出色。

蒋介石在前线视察时，险些落入红军之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33年3月，红军在江西宜黄县的草台岗一带，成功击溃了国民党第11师。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国民党军队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形势十分紧张。

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术策略，集中主力部队打击敌军一部，成功歼灭敌军一个整师，取得了关键性胜利。

草台岗一役，国民党精心策划的第四次"围剿"计划被彻底瓦解。当战报传至蒋介石案头时，这位统帅顿时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这场失利不仅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更让他在军事会议上颜面尽失。面对如此挫败，蒋介石的愤怒可想而知，他当即下令彻查原因，严惩相关责任人。然而，这场战斗的胜利，已然成为红军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3年5月8日，蒋介石专程前往江西崇仁，视察了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他在团级以上军官面前发表了一场演讲，题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

蒋介石在崇仁视察时的一言一行，甚至对军官们的训话，都被毛主席和周总理密切着，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

党中央截获并成功解密了敌方的通讯情报，准确获悉蒋介石计划在5月9日左右乘船前往江西南昌。

接到这一重要消息后，周恩来与朱德迅速做出反应，立即组织红三军团成立了一支"捉蒋特别行动队"。他们从部队中精选了120多名精兵强将，在蒋介石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准备将其生擒。

一切安排就绪时，周总理突然下令取消行动。原因是军委二局通过电报得知，蒋介石并未按原计划全程乘船返回南昌，而是临时改为了先乘船再换乘汽车。

周恩来果断叫停了这次突袭行动，以免打草惊蛇。这一决定，让蒋介石侥幸躲过了被生擒的结局。

这个小故事生动展现了蒋介石的行踪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面前毫无秘密可言。无论他何时出发、从何地启程，或是选择何种交通工具返回南昌，这些信息都逃不过他们的掌握。

要不是蒋介石突然改变主意，这次突袭行动本来可以取得圆满胜利。

翻阅红军那段峥嵘岁月，令人惊叹的是，在信息战领域我们竟已占据先机。老蒋大概做梦都想不到，他部队电台发出的密电，几乎都被红军成功拦截并破解。

情报是战场的眼睛，指挥官是军队的大脑，士兵是战斗的四肢，三者缺一不可。而武器装备则是战场上的粮食，其重要性同样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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